数字化治理的异化转向

数字技术的深度普及，为基层治理、行业监管与政务运行提质增效提供了有力支撑。数据采集、量化考评、线上留痕、数字化台账等治理手段，有效打通信息壁垒、规范工作流程、提升行政效能，成为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。

技术始终是服务治理、赋能实干的工具，而非约束基层、固化形式的标尺。立足基层治理实践可以发现，部分地区和行业出现了治理逻辑的错位异化：传统治理模式下，数据服务实绩、量化支撑实效，是为“工作在数字下”；而当下少数领域，工作推进、问题自查、任务落实反向服务于数据美化，数据完备度、完美度成为工作的核心目标，已然形成“工作在数字上”的反向偏差。

前者坚守实事求是原则，以问题解决、工作落地、治理提质为导向；后者陷入精致务虚误区，以指标圆满、台账规整、数据无缺为核心。在问题自查工作中遇到上级明确要求不得“零问题”上报，必须人为梳理、主观查摆问题，以保证问题清单“不空、满额、好看”。这种“无问题即有问题”的考核逻辑，倒逼基层从据实报备转向被动造痕，是数字形式主义异化最鲜活、最典型的基层缩影，也折射出当前量化考核体系存在的深层短板。

现实表征：数字形式主义的三类基层症候

结合基层一线工作实践，以“完美数据”为核心导向的新型形式主义，已形成标准化、常态化的问题范式，主要呈现三类突出特征。

（一）指标机械量化：催生“无中生有”的填报悖论

当前部分考核评价过度依赖量化指标，片面追求数据完整性、条目饱满度，忽视基层单位职能差异、工作实际与客观实情。在单一数据导向下，上级考核关注点不再是问题整改的实效性、风险管控的精准度，而是问题清单是否填充、上报数据是否非零、台账条目是否完备。

僵化的考核逻辑，让基层陷入两难困境：如实报备“零问题”，会被认定为自查不深入、排查不细致、工作不扎实；刻意查摆问题、人为放大常规性工作短板，又违背实事求是工作准则。这种被动造痕、刻意凑数的工作要求，不仅加重基层行政负担，更直接挫伤基层干部务实履职的积极性，消解基层治理的客观性与真实性。

（二）政绩导向错位：出现“重痕轻实”的履职偏差

数字形式主义的蔓延，核心诱因在于部分干部政绩观出现偏差，形成了重显绩、轻潜绩，重形式、轻实效的履职惯性。此类干部摒弃了“以实绩论英雄”的工作导向，转而以“数据好看、台账完备、检查过关”作为履职核心标准，形成典型的表层化履职模式。

具体表现为：重台账留痕、轻一线落地，将大量行政精力耗费在报表填报、材料整理、系统录入、场景留痕等程序性工作上，深入一线调研、破解实际难题、防范行业风险的主动性不足；重指标达标、轻实情适配，为追求数据标准化、完美化，层层加码工作要求，脱离基层实际、背离行业规律，默许甚至引导数据美化、内容包装；重对上负责、轻向下落实，工作评价完全对标上级考核标准，忽视群众获得感、行业满意度与基层实际负担；重流程合规、轻治理实效，机械套用统一模板、固定清单、标准流程，放弃因地制宜、分类施策的治理灵活性，让基层工作沦为程序化、模板化的机械执行。

（三）考核体系失衡：形成“数字捆绑政绩”的恶性循环

干部考核评价体系的结构性偏差，是数字形式主义滋生蔓延的制度根源。当干部评优、绩效评定、职级晋升过度绑定可量化的显性数据指标，就会固化“数字出官、官出数字”的不良循环。数据优劣直接关联工作评价与个人发展，倒逼各级干部优先保障数据达标，而非优先推动工作落地、破解实际问题。

中央专项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多次通报此类乱象：部分地区通过下达指导数据、点对点授意、代填代报数据、包装虚假工作载体等方式干预统计工作；个别地区出现违规包装数据却依旧获评优秀等次的现象，形成“容错虚假数据、苛责真实报备”的反向激励，让形式主义、数据造假失去约束、获得纵容，构筑起数字务虚的制度温床。

治理危害：完美数据主义对行业治理的系统性侵蚀

数字形式主义绝非简单的基层负担问题，其深层危害贯穿决策、执行、监督全链条，对行业治理体系、干部队伍建设、政务公信力造成全方位、深层次侵蚀。

（一）扭曲信息源头，误导科学决策

真实准确是统计数据、治理信息的生命线，是上级研判形势、制定政策、统筹治理的核心依据。在完美数据导向下，基层信息报送普遍经历筛选、美化、重构的层层加工，真实的治理短板、行业隐患、基层困境被刻意掩盖，无中生有的问题、模板化的成效、包装化的工作成为报送主流。

基层作为治理体系的末梢，本是掌握第一手实情、反馈最真实问题的关键环节。数据失真、信息失实，直接导致上级决策层脱离基层实际、偏离行业实情，依据虚假数据制定的政策举措极易出现水土不服、资源错配、治理空转等问题，大幅降低行业治理精准度与公共资源利用效能。

（二）压制基层活力，消解履职担当

基层治理的生命力，在于因地制宜的灵活施策、直面问题的主动担当、贴合实情的创新实践。数字形式主义将基层工作高度模板化、清单化、数据化，弱化基层自主履职空间，把基层干部固化为“填表员”“录数员”“台账员”，基层一线的实践经验、专业判断、治理智慧难以发挥。

当“不犯错、保合规、数据稳”取代“解难题、办实事、促发展”成为基层工作最高准则，主动担当、创新突破的干事氛围必然弱化。机械执行、被动应付、刻意避事成为基层普遍心态，最终造成基层治理僵化钝化、干事活力持续衰减。

（三）滋生避责心态，瓦解责任体系

清单化管理、数据化考核的过度滥用，本质上形成了权责错位、责任转嫁的治理漏洞。上级部门通过标准化清单、刚性化指标划定工作边界，实现履职免责；基层单位严格对标清单、逐项完成任务，规避履职风险。上下层级均以“流程合规、台账齐全、数据达标”作为履职依据，却无人对“问题是否根治、风险是否清零、治理是否见效”负责。

这种避责文化的蔓延，逐步瓦解基层治理的责任伦理与担当精神，让工作落实停留在纸面、成效彰显在台账、问题积压在基层，形成“层层留痕、层层空转”的治理困境。

（四）败坏行业风气，透支政务公信力

数据美化、刻意造痕一旦演变为行业潜规则，将形成严重的逆向激励：据实报备、直面短板的务实单位被动吃亏，包装数据、刻意务虚的投机单位获得认可。长期以往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被逐步消解，弄虚作假、重表轻里的不良风气持续蔓延。

同时，常态化的数字务虚、形式留痕，让行业从业者、社会群众对政务治理产生认知偏差，认为考核检查流于形式、工作成效注水失真，持续透支基层治理公信力，损害党政机关务实为民的良好形象。

（五）抬高行政成本，造成治理内耗

数字形式主义带来大量无效益的行政内耗，大幅抬高制度运行综合成本。人力层面，基层干部大量时间精力被重复填报、台账整理、系统录入、材料包装占用，难以聚焦主责主业；协同层面，各系统数据壁垒未彻底打通，标准不统一、数据不共享，多头填报、重复报送问题突出，部门内耗严重；监督层面，虚假数据、形式问题滋生大量后续核查、整改、追责工作，消耗额外行政资源；机会层面，基层服务群众、攻坚难题、提质增效的核心工作被挤压，造成治理效能的隐性流失。

根源探析：数字形式主义滋生的深层逻辑

数字形式主义的常态化蔓延，并非单一基层执行偏差，而是政绩认知、考核制度、治理体系多重因素叠加的系统性问题。

（一）政绩观错位，重显绩轻潜绩

形式主义的本质是主观主义、功利主义，根源在于政绩观错位、责任心缺失。部分领导干部急于打造可视、可量化、可展示的显性政绩，偏爱见效快、观感好、易排名的数字化指标，忽视打基础、利长远、惠民生的潜绩工作。相较于难以量化的治理实效、群众口碑、风险防控，规整的数据、完备的台账、饱满的清单更易成为考核亮点，最终催生重表轻里、重数轻质的务虚风气。

（二）考核机制僵化，重量化轻实效

现有部分考核体系存在结构性短板，过度依赖量化指标、书面台账、线上数据开展评价，弱化实地成效、群众评价、问题整改质量等质性考核维度。考核指标一刀切、考核权重不合理、考核方式单一化、结果运用刚性化，简单以数据排名定优劣、以台账完备定成效，倒逼基层为数据服务、为指标妥协，彻底偏离考核评价的初衷本意。

（三）信息传导错位，重统一轻适配

上下级之间天然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治理鸿沟。上级部门难以全面掌握各地、各单位的职能差异、运行实情与基层困境，只能依托标准化模板、统一化清单、量化式数据开展信息归集。标准化的信息采集模式，优先保障格式统一、条目齐全、数据完整，难以适配不同单位、不同领域的差异化实情。脱离基层实际的工作部署与考核要求，最终迫使基层以形式主义应对形式主义，形成治理闭环乱象。

纠治路径：构建去虚向实的数字化治理新格局

根治“完美数据”导向的数字形式主义，不能局限于精简报表、压缩平台的表层整改，必须立足根源、系统施策，从价值导向、考核体系、信息机制、监督问责四个维度精准发力，推动数字化治理回归务实本源。

（一）校正政绩导向，回归实干本源

纠治数字形式主义，首要在于纠治思想偏差、重塑价值坐标。必须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，明确数据是治理成效的反映载体，绝非治理工作的最终目的。坚决摒弃“唯数据论、唯台账论、唯留痕论”的错误导向，尊重基层的实践经验与专业判断，把问题是否解决、风险是否清零、行业是否稳定、群众是否满意作为评价工作的根本标准，推动基层工作从“服务数据”向“服务实干”根本转变。

（二）优化考核体系，推行实绩导向

持续深化考核评价机制改革，破除一刀切、量化化、模板化的考核弊端。优化指标体系，大幅压减无实质意义的形式化指标，提高问题解决率、风险防控率、群众满意度、行业治理质效等实效指标权重；推行差异化考核，结合各单位职能定位、业务体量、工作实际分类设定考核标准，杜绝机械对标、强行凑数；丰富考核方式，坚持台账核查与实地走访、座谈调研、群众评议相结合，以一线实效替代纸面数据；健全容错机制，鼓励基层据实报备、直面短板，破除“报忧吃亏、报喜得利”的反向激励。

（三）畅通信息渠道，打通治理壁垒

建立健全基层诉求反馈机制，畅通基层对不合理考核、形式化要求的反馈渠道，及时纠治“零问题即问题”等脱离实际的错误指令。完善数据质量溯源核验机制，对数据美化、虚假填报、刻意造痕问题严肃追责，同步倒查不合理指标、层层加码的源头问题。加快推进政务数据整合共享，破除平台壁垒、数据孤岛，实现一次采集、多方复用、全域共享，从技术层面根治多头填报、重复留痕的基层负担。

（四）强化监督问责，筑牢制度防线

坚持严的基调纠治形式主义，落实基层减负长效机制，对刻意追求完美数据、层层加码施压、变相增加基层负担、纵容数据造假的行为露头就打、通报曝光。通过常态化监督、刚性化问责、制度化约束，彻底破除“数字务虚无代价、实干履职无优势”的不良生态，倒逼各级干部摒弃功利心态、坚守实干底线。

结语：让数字赋能回归治理初心

数字化治理的初衷，是以技术赋能提质增效、以数据支撑精准治理、以智慧服务惠及群众。技术工具的价值，永远体现在务实落地的治理成效中，而非精致完美的纸面数据中。

“零问题”的如实报备，是实事求是工作作风的直观体现，绝非治理短板；真正的治理隐患，是不敢直面实情、不愿正视差距、刻意美化数据的务虚生态。成熟的治理体系，应当容得下真实的差距、客观的现状、务实的报备，摒弃机械教条的量化束缚，跳出刻意造痕的形式内耗。

立足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要求，必须持续纠治数字形式主义顽疾，重塑实干实绩的工作导向，让数据回归工具本位、让工作回归实效本位、让治理回归为民本位，切实为基层减负、为实干撑腰、为治理赋能。